2004年11月9日，作家张纯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华横溢，因《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声名鹊起，以“一个人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却在36岁时受困于抑郁症而选择轻生，令人扼腕。

　　斯人远去二十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约请张纯如的旧友、母亲，撰写文章、口述历史，纪念她离世20周年。

　　张纯如——一个东西方文史学界陌生的名字，随着英文版《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出版与畅销，更随着她谜一样的自杀身亡，这个名字已为公众耳熟能详。纯如祖籍淮安，其爷爷张迺藩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涟水县新渡乡。如今，在江苏省淮安市设有张纯如纪念馆。我自1995年在南京初识纯如，此后又多次在美国相见，“南京大屠杀”这一纽带，将我们的思想与友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纯如来南京调查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时，在南京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我是受托在南京这片土地上接待她的第一人。

　　1995年6月，我接到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吴天威的来信，称最近将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小姐来宁调查南京大屠杀暴行，她准备用英文写作一本向西方公众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著作，请我给予协助，具体要求是：安排熟悉南京大屠杀资料的学者与英语翻译各一人，随张调查；安排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若干人；安排参观南京大屠杀遗址若干处；由我亲自向她讲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及相关理论问题。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投身南京大屠杀研究后，已决定将此作为自己终身不渝的事业，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国家级课题“南京大屠杀”。对于吴教授的请求，当然欣然允诺。我分别约请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先生和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先生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王熟悉南京大屠杀史实，并能阅读日文资料；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还约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女士，陪同纯如访问幸存者，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与丛葬地。

　　7月23日下午，我与王卫星、杨夏鸣两位先生在上海路西苑宾馆同远道而来的张纯如小姐见了面。当时她27岁，一头长长的黑发，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能与我们用汉语作简单的交谈，基本不认识汉字。她告诉我们：这次她由美国乘飞机飞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来到南京。1937年时，她的外祖父就在南京做教师，曾经目睹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来在南京城沦陷前，逃到了宜兴。一年前，她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那些血淋淋的资料，唤起了她对祖辈在南京遭遇的记忆。她暗下决心，要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实当作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这次到南京来，就是为了践行自己的这一心愿，用一部英文著作来向西方社会揭示南京大屠杀这一被遗忘的浩劫。在这次见面中，我请卫星先生负责向她介绍并帮助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夏鸣先生为她作翻译。她对于安排了这样两位有造诣的学者来帮助她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25日，我与杨夏鸣、段月萍陪同纯如去南京大屠杀遗址调查。这一天，纯如穿着宽松的T恤、短裤与白球鞋，看上去特别有精神和充满朝气。我们包租了一部的士，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清凉山、东郊、普德寺等南京大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仅在上述这些地点被屠杀或埋葬的同胞就达16万余人。这些土地中都浸透了死难同胞的鲜血。它们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标志地和缩影。段月萍副馆长对南京大屠杀各遗址的史实与相关背景十分熟悉，随处均可侃侃道来。每到一地，纯如都用她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将纪念碑与附近的景物，以及我们的介绍，认真地加以记录。从她沉重的表情上看得出，这一桩桩集体屠杀暴行，在她的心灵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草鞋峡集体屠杀遗址，纯如问我：“日本军队在这里一次屠杀了5.7万余人，为什么没有人进行反抗？”我说：“他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曾经徒手去抢夺日军的武器，并造成了少数日军的伤亡。但是，在身体被捆绑和血腥恐怖的气氛中，要进行有效的反抗，也是困难的。”她默默地点头，表示了对此的理解。

　　此后，纯如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在卫星、夏鸣先生和段馆长的协助下，调查、搜集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拜访了朱成山馆长与军旅作家徐志耕先生；访问了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等幸存者。在采访中，由夏鸣先生做记录，纯如则进行全程录像，并对幸存者身上的伤疤拍摄了特写镜头。日本侵略军给予这些幸存者家庭及本人毁灭性的伤害，使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居住环境使纯如深有感触。她后来在书中写道：“我得知大屠杀期间，其中一些幸存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至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

　　8月10日，纯如于离宁前夕举行晚宴，招待我与卫星、夏鸣、志耕先生和月萍馆长。她表示，由于大家的热心帮助，她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南京的调查、采访和搜集资料的工作，返美后，将尽快投入写作，让西方世界的公众能够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餐后，她又向我询问了一些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求证、南京人民在屠杀中的抗争，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一一作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阐述。当时的操作是纯如用摄像机全程录下我讲述的全部内容，我每讲一段，由夏鸣先生用英语翻译一段，纯如则努力地用英文进行记录。我们大约工作了两个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多钟方才结束。直到专访结束我才知道，纯如当天正在发烧，体温达到38度。她那疲惫的面容，使我们既心疼，又感动。纯如在工作中的执着、专注与投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的小女儿孙路居住在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一个叫帕萨迪纳（Pasadena）的小镇。1995年夏秋，在南京接待纯如之后大约一个月，我于8月中旬应邀赴纽约出席“对日抗战胜利50周年国际研讨会”。我向大会作了《日本军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报告。后来又先后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演讲。会后，我与内子在女儿处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以主人的身份，邀请当时也住在洛杉矶的纯如来家中做客。这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

　　9月20日，时近中午，她自驾一部乳白色的轿车来到我们家中。只见她穿一袭黑色连衣裙，上身外加一件蓝色背心，脸庞显得分外清秀。这一次会面中，由我的女儿当翻译，因此交流非常充分。她说，两家虽然都在洛杉矶市，由于不在同一社区，途中遇到塞车，竟开了两个小时。她告诉我，返美后，她便夜以继日地整理在南京搜集的各种资料。交谈中，她还提出了一些不太清楚的史实，由我一一作答。

　　纯如对于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似乎有特别的兴趣。她详细询问了唐生智关于守卫南京的态度、部署和撤退的情况。我告诉她，后人对唐生智在南京的指挥以及他这个人，都有许多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是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位值得肯定的抗日爱国将领。唐生智的最大失误，是在布置撤退时，临时把“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改变为“大部渡江，一部突围”，造成了将近9万名官兵滞留江边，既无法过江，又不能组成有战斗力的队伍。这些官兵，后来大部分被俘，惨遭屠杀。最后连唐本人撤离南京时，也十分狼狈。我见她在听了我女儿的翻译之后，便忙于埋头做记录，便对她说：“我写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书名为《1937：南京悲歌》，即将在台湾出版。我刚才讲的内容，那本书中都有，等它正式出版后，我送您一本。”她高兴地表示感谢。后来，她在美国买到了这本书，并在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中，引用了书中的13处资料。

　　她说，再过两年，便是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60周年了，她一定要用自己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著作，多米体育下载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我说，我也正主持着一个同名的国家课题，并且也要争取在1997年12月之前问世。于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约而同地期待着对方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在家庭的便餐中，我们频频举杯，互致祝福。临行前，她将自己精心查找、翻印的1000多页美国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送给我，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解密的部分日本外交文件、魏特琳日记的部分原稿、东京审判的部分速记录等。与此同时，她还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寄去了一份同样内容和数量的复印资料。纯如说，她发现在江东门纪念馆中，很少见到西方的资料文献，而如果屠杀发生地的博物馆居然没有这些文献，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说：“关于缺少西方文献的情况，不仅纪念馆存在，在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也存在。由于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西方以及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都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甚至还没有被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我们的后腿。”我希望纯如今后能在这方面多加关注。她说：“我会利用生活在美国这一有利条件，及时把一些新发现的西方资料送给你们。”我诚恳地回答：“我们十分需要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次您送给我和纪念馆这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令我非常感动。现在您的专著还在写作之中，您就让我们中国机构和学者，在第一时间分享您的劳动成果，这体现了一种非常高尚的学术品格。”纯如赠送的这批来自西方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为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钥匙。从这些浩繁的资料中，我体会到了纯如为了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巨大心血。

　　自从在洛杉矶同纯如第二次见面后，我们又曾有多次在美国举行的有关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交流。1996年12月上旬，我应邀赴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出席“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又一次见到了纯如。她与史维会的丁元先生共同担任会议开幕式的主持人。他们轮流用流利的英语和汉语（丁元），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精辟见解，猛烈回击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对中国侵略和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谬论。那天纯如的演讲，是一篇报告，也是一次表演。她是那样地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其情景真是令人难忘。开幕式结束后，我与众多的学者都到纯如的面前祝贺她担任主持的成功。她谦逊地说：“在这样隆重的学术会议上担任主持，我还是生平第一次。以往我从来没有在百人面前讲过话。”听了她的回答，我对她的学术投入和演讲能力，更加感到由衷的钦佩。想来也真是不容易，难怪她在次日发给妈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主持大会再加上接受媒体的采访令我精疲力竭。”1996年，纯如在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南京大屠杀资料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即发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还打听到了拉贝的一个外甥女莱因哈特仍然健在。在她与莱因哈特取得联系后，得知拉贝曾给希特勒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书，并有一部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我与纯如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开会见面时，她兴奋地告诉我，将于12月12日去纽约出席一场关于发现拉贝日记的新闻发布会。我说：“拉贝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您，是这一伟大发现的核心人物。”她谦逊地说：“在这件事情上，莱因哈特夫人和北美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首任会长邵子平先生才是关键性的人物，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知道，邵子平先生曾在德国留学，能讲德语，在帮助纯如寻找拉贝资料下落及与其亲属沟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轰动，几乎全世界的主要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都对此作了重点报道，纯如和邵子平、莱因哈特的名字，也因此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斯坦福大学会议期间，纯如还同我谈起《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进度。她说，初稿已基本完成，但是还想增加两章，分别写幸存者的命运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我鼓励她说：“这两章加得好，这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延伸，幸存者的命运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造成的，只有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类的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世界的和平才有保证。”她表示，一定要努力写好这两章。后来，该书正式出版时，果然增加了饱含感情的“幸存者的命运”章与极富政论哲理的“二次劫难”。这样的架构，使该书的内容更臻完整。

　　两年后，我应邀赴旧金山出席“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纯如再次在大洋彼岸见面。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纯如分在同一个小组，纯如作为会议的特邀评论人，对胡华玲教授《关于明妮·魏特琳日记》一文进行评论。胡华玲教授是世界首部魏特琳传纪《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的著者，是诠释魏特琳日记的权威专家。纯如在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过程中，也曾在耶鲁神学院专心研读魏特琳日记，并在其著作中设立“南京的活菩萨”专节，来专门介绍魏特琳对南京难民的救助与保护。

　　纯如还特别关注胡教授在美国发表的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文。她说：她读过胡教授在《日本侵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在那篇文章中，胡教授利用魏特琳日记中的素材，勾画了生活在安全区中的妇女们仍饱受日军蹂躏的悲惨画面。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纯如多次引用胡教授的这篇论文，来描述女难民们所经历的“恐怖的六星期”。因此，由纯如来评论胡教授的报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纯如的评论果然不负众望。她肯定了胡教授对于魏特琳日记的高度评价，指出：“魏特琳的贡献，不仅在于她在保护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使她们免遭日本兵的蹂躏，而且还由于她给历史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日记，这部日记使人们得以了解战争屠杀期间一位目击者的精神世界。”这次分组讨论会，是我与纯如相识、接触过程中，唯一一次同台各自讲述交流自己的学术观点。多米体育下载我作了题为“关于南京大屠杀及其周边暴行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她则对胡教授的学术报告作了精彩的点评。然而，不幸的是，这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大作，经过3年多的刻苦努力，其中，英文版终于在1997年11-12月差不多同时出版。1997年12月，是个不寻常的年月。60年前，30万南京市民与放下武器的军人，在这里被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60年正好是一个甲子。每个人的一生，一般也只能经历一个甲子。

　　《南京大屠杀》中、英文本的热销，使纯如一下子成了国际名人。她不停地奔波于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等地，为热心的读者签名售书。美国著名报纸《》《》上，不断发表宣传与赞扬《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文章。尤其是该书的英文版，因为是初次将东方的“南京大屠杀”暴行，介绍给欧美人士，使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发生在60年前的中国人的惨痛经历。著名作家肯·林格尔饱含深情地在《》上发文点赞纯如：“1937年发生于南京的事情一向少有人知，但它却灼痛着一个女人的灵魂。”该书在英文版的首发式上被抢购一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签售仪式上，书店里已经一书难求，她只好在藏书签上为那些排着长队的读者签名。此后，这本书连续10周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前15位。与此同时，日本右翼企图在翻译出版日文本时，对一些暴行事实加以歪曲篡改。纯如对此举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表示“不允许对原文作任何修改”。她的态度，被人们称赞为“勇敢的斗士”。

　　纯如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问世，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伸张人类的正义与良知，作出了杰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并非仅仅是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而是一段人类的痛苦记忆。它本应为全世界人民、全人类所熟知，作为一面反对侵略战争和残忍屠戮的历史明镜。然而，由于国际语言的差异，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的历史悲剧，只是在中国以及华人华裔的圈子中传播，这就大大缩小了它的国际意义。以往，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参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讲演，参加对象大部分都是华人华裔，也就是说，这一悲惨历史事件主要还是局限在华人华裔小圈子里。但是，自从纯如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问世后，使得这一段历史的记忆，真正回归到它本应归属的全球与全人类之中。

　　1999年11月，我应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亚洲论坛”的邀请，出席在这里举办的一次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共有六七十位专家、学者、学生和市民出席。与以往会议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与会者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白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的人们参加了进来。他们有的还带着纯如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著作与会，就60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悲剧，提出种种的问题和自己的见解。一位来自纽约的历史学教授库克先生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我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士兵人数的分析。他说，过去他弄不清究竟有多少军人守卫南京，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被捕、被杀。他表示分别以后，还要写信给我，进一步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有关问题。一位墨西哥女青年站起来激动地说：“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剧，而且是人类的悲剧。全世界都应当警惕日本右翼分子的翻案活动。”另一位来自密苏里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必须正视那段侵略的历史，作出应有的反省，只有这样，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能有保障。”

　　纯如曾为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的《魏特琳传》作序，指出：“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南京人民的“活菩萨”魏特琳女士因精神抑郁，于1941年5月14日选择了自杀。令人不敢想象的是，将魏特琳之死称为“英雄之死”、称赞魏特琳“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之义举的纯如，竟同样由于精神抑郁，也实践了“英雄之死”。

　　2004年11月9日是一个悲痛的日子。智慧、纯朴、执着的纯如在这天早晨，在自己白色的轿车内，向头部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36岁年轻的生命。长期以来，她一直忍受着抑郁症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煎熬，最终选择了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她还在一封信中，请求人们记住生病以前的她，那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献身于事业的她。

　　由于时差和传播的关系，中国公众知道这一消息，多米体育下载要比西方晚一拍。我得到这一噩耗是在11月11日。这天上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打来电话，沉痛地告诉我，纯如为抑郁症折磨，已自杀身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再三追问：“人是否已经不在世了？”他答：“从消息来源看，人应当是已经不在世了。”在我的印象中，纯如落落大方，善于同人交流，又事业有成，似乎不该得抑郁症，更不该走上这条不归路。此时此刻，纯如当年只身来到南京由我安排她的调查、考察活动的情景；她英姿勃勃驾车两小时来到我在洛杉矶住处，我们共进午餐的情景；我们同台作学术报告与学术评论的情景这些难忘的镜头，一下子全部都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我无法相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离去。

　　这一天，我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对纯如的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暨晚，连续有《现代快报》、《南京晨报》电话采访。余肯定纯如为杰出的华裔女性，富于正义感的勇士与踏实工作、成果卓著的学者。认为其有三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出版首部英语南京大屠杀著作，二是发现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三是坚决与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

　　11月12日《现代快报》以“《拉贝日记》发现者在美中弹身亡”的大字标题，配发了纯如的大幅照片，刊登了对我的采访报道：

　　张纯如女士去世的消息昨天传到国内，使南京大屠杀研究学界为之震惊，权威学者孙宅巍指出，她是发现南京大屠杀核心资料《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她的英文著作第一次让欧美人士翔实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对揭露日军暴行有重要意义。

　　“听说这件事我真的很震惊，张纯如女士的去世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她的书和她的工作，让欧美特别是美国人准确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昨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资深学者孙宅巍与记者通话时，语气沉重。

　　像纯如这样一个活跃、开朗、对生命充满热情的女性，为什么竟会罹患抑郁症，并最终导致自杀？人们善意地猜测：是南京大屠杀的血腥事实，使她的心灵承受不住？是她正着手搜集的二战中菲律宾巴丹半岛美军战俘遭受虐待的残酷事实，使她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是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她不断收到被怀疑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信件和电话，使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从逻辑上来说，这些推论与猜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在她的回忆录与接受采访中，并未正面回应上述这些推测。她说：对于纯如自杀，“这个问题我们向自己问了不知多少遍，但是找不到答案”。纯如之死，给社会公众留下了太多的悬念。其实，找不到答案，本身也是一种答案。

　　也许，纯如预感到自己会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来从事写作。她于1996年出版了生平第一部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1997年出版了第二部著作《南京大屠杀》，2003年第三部著作《美国华人：口述历史》问世。接着，便又着手第四部著作。她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回忆，纯如总是说：“生命将消逝，但书和文字可以流传。”“文字是留住灵魂的唯一方式。”“书是写作者实现永生的终极方式。”张盈盈教授在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以一句名人名言作为结束语：“有些人的一生是专为别人而度过的。”真是说得太好了。纯如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正是为了替千千万万冤死的生命寻求公道与正义而度过的。

　　（本文首刊于《江苏文史研究》2024年第4期，作者孙宅巍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